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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胡丽丽答应高崎要兼济天下，经营海鲜市场，她就不能只考虑盈利。

    她还需要考虑，那些被她从海鲜市场里清理出去的工人。

    经历过大下岗之后的唐城企业，并没有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，因为企业减轻了负担，而变的效益好起来。

    管理者落后的管理理念，对上级唯命是从，唯恐丢了乌纱帽，根本不考虑上级的指示，是不是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……

    这一切体制上的失误，都让原有的企业陷入了更加难以自拔的泥沼当中去。

    一半以上的企业已经破产，另一半还在苦苦挣扎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唐城的第三产业才刚刚起步，根本无法消化这么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，每一个工作岗位，都竞争激烈。

    当一般三线城市的平均工资，到了接近两千块钱的时候，在唐城，一月可以挣到一千五，就算是不错的收入了。还有好多人，连一月一千块的工作，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从海鲜市场里出来的那些工人，虽然有高崎那边每月八百块的补助，如果没有工作，在那个物价飞涨，哪儿哪儿都要钱的时代，孩子上学，穿衣吃饭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。

    孩子还小，年轻一些的工人们，都把孩子留给父母看着，去了南边的城市去谋生。年纪稍大一些，四五十岁的，去南方也不好找工作，只能选择留下来，继续过他们艰辛的生活。

    他们不是不肯出力气，是到这个岁数了，孩子不是上初中就是上高中，正是好好学习，决定孩子一生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。

    他们走了，孩子交给父母，父母年纪大了，根本就管不好这些半大孩子。

    他们因为没有文化，做一辈子工，最终落个悲惨的下场，难道还要孩子们步自己的后尘吗？

    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为了孩子能考个像样的学校，为了他们将来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，豁出去了。

    这些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工人们，多是靠打些零工生活。在饭馆里给人家刷刷盘子碗，到加油站做个加油工，或者去劳务市场，等着有人来找他们干活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孙继超的生产车间，因为高崎给他解决了大部分闲散职工，他又拼命地出去找活干，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，工人的人均工资，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元。

    那些仍旧生活在困境当中的工人们，就看着眼红了。

    他们联合了几个人，一起去找孙继超和职工委员会论理。

    当初分厂困难，我们可是为了大家着想，为了给分厂减轻负担，主动去了高崎的海鲜市场。如今你们过好了，总不能不管我们了吧？

    听了这话，孙继超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    人家高崎给了你们多大的优惠条件？海鲜可以赊着卖！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整个唐城，别说整个唐城，就是全国有几个像高崎这么仁义的，有吗？

    是你们自己不知好歹，谁都不信，把属于你们的摊位自己个儿卖了，你们怨谁？你们看看剩下的那俩没卖摊位的，现在一天挣一二百，都变小老板了。

    给你们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要，现在又回过头来找我要饭吃，还自己摆功，说你们是为了给分厂减负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张口说这句话的，你们怎么有脸来的？你们困难，你们日子不好过，你们活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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